“魔鬼经济学”的分享

刚刚读完芝加哥大学教授Steven D. Levitt写的“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这本书,很有趣味性,所以想简单地记录分享下这些有意思的案例。书中用了大量翔实的数据和缜密的分析,带给读者另一种看待世界的维度,以及种种跌破眼镜的冷酷现实。全书总共6个主线故事,通过打破固定思维模式的“主题”联系到一起(尽管作者说并没有主题)。开篇的几个标题就立即引人入胜,比如为何一夜之间美国的儿童就少了700万,这和报税有什么关系?游泳池似乎比枪支更危险?学校的老师和相扑选手有什么相同之处?地产经纪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再比如为什么毒贩子通常都和母亲住在一起等等。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美国高中老师和日本相扑运动员,乍一看好像没有什么共同点。作者分析了历史上加州学校老师集体徇私舞弊的事件,以泄露考题来提高学生成绩,从而换取国家资助和经贴;又用了大量的赢率数据佐证了人们对日本相扑界作弊、控制比赛结果的指控。作者倒不是要强加自己的结论,而是摆出了数据让读者自己分辨和总结。我们总说要相信人的善良,但作者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只要诱惑足够大,就能使得”鬼推磨”的普遍规律。经济学本就是研究群体的反应,这里当然不排除少数人的正直和坚定。

第二个故事主要讲述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花钱去“购买”一个专家的意见和服务。但这些专家真的是从我们的角度思考问题吗?他们是真正代表我们的利益吗?在美国,地产经纪是大家买卖房产的普遍选择,因为我们选择相信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历往经验。但书中却给出了一个令人思考的数据。对于一个50万美金的房产,如果经纪人非常卖力多卖出了10%,也就是5万块(总价55万),那地产经纪会多扣除5万的2.5%作为手续费, 也就是1250美元;而在这2.5%中还有一大部分要上缴中介公司和固定成本,所以真正揣到自己腰包里的也就只有500-600美元;试想一下,对于中介来说,他是更愿意让房子在市场上多挂几周赚取额外的500块?还是更希望早点成交脱手,然后代理下一单?这种利益上的脱节,中介少赚500,却让屋主损失5万。“专家”们都是有职业操守的?作者拿出了加州房产销售数据做了比对:为什么当中介代理自己房产的时候,成交价往往远高于代理其人的呢?

我们印象中贩毒的利润很高,有人会冒着高风险从事违法活动。但书里的第三个故事却告诉我们贩毒集团其实和麦当劳在企团构架上并无两样。事实上,除了老大一年能赚个50万美金左右,其他的小娄娄都徘徊在最低工资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却和在快餐店打工翻汉堡差不了多少(所以这些毒贩子很多还和妈妈生活在一起)。既然收入如此之少,那为什么还要做呢?因为变成老大,是让他们出人头地的最快途径。在书中描述的芝加哥贩毒组织中,老大有300-500个娄娄在街头为自己贩毒。从老大的角度来看,他就像管理一家企业,希望一切和和睦睦、生意兴隆,这样才能使得自己的收入最大化。但是底下的人却不这么想,本来风险就大,自己又如何能从这300人中胜出?那只有让老板注意到自己才行,所以激起帮派冲突、暴力抢劫,甚至杀人这些恶性事件,反而变成了他们表现自己和出头的机会。很明显,老板想要的和下层的驱动力并不统一,这就导致了恶性事件频频发生。

除了毒贩,美国社会的犯罪率又有什么变化呢?80年代末是美国犯罪高发的时期,洛杉矶的黑社会题材也频频出现在如今的电影和游戏之中。当时很多政客和分析师都站出来高调寓测,说未来每5个人里就会有1个罪犯。但自进入90年代以来,全美的犯罪率一直快速下降,直至今日。面对这个现象,之前一直鼓吹要加大警力投入的政客们,也都开始积极地把功劳拉到自己的身上。书中的第四章就给我们出了一道选择题: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原因:1)创新的警察策略,2)更严格的监狱惩罚,3)对毒品的打击和市场的变化,4)人口老龄化,5)严格的控枪制度,6)更好的经济,7)更多的警力,8)其他的比如经济惩罚、可以携带枪支等等。思考片刻,我把自己的答案锁定到了第3条和6条。而事实上这些普遍被人们认可的“原因”并不能真正的用数据解释下降的现象。作者指出了一个被人们忽略的、似乎一开始想完全不沾边原因:美国从90年代开始放开了堕胎政策。大量的数据都指出:出生于恶劣环境的孩子,才是称为罪犯的最大因素。堕胎这个选项,让那些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母亲们能作出自己的选择,是从最深层解决问题的“隐藏的手”。

还有很多问题我都没有在这篇博客里总结,也给原书留下一点悬念。这些故事都是建立在数据上的推理,我的身边也有不少中介朋友,这个分享也不是诋毁任何职业,只是在讲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经济学。在众多看似普通的数据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规律和秘密。书中众多的篇幅都在为我们揭开这个社会的伪装,希望我们能够辩证的看待问题,不要为传统的智慧和思维所绑架。如果说道德和伦理代表了我们心目中的“乌托邦”,那经济规律则是驱使这个社会机器运作的真正动力。

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消费者

因为之前说到了UBER,就想分享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几年前我从旧金山打车去机场,楼下等了7分钟,来的UBER司机却直接拒了单,说早高峰出城太堵。又等了5分钟,第二个司机也因同样的理由拒单。失望的我赶快叫了LYFT(UBER在北美的竞争对手),上车后我一直和司机吐槽着刚才的经历;可就在这时,我才发现因为自己着急竟然选了拼车而非专车,所以司机还要绕路去接别的客人。眼看就要误机,好心的司机索性一路把我一个人直接送到了机场。 但最终还是错过了航班,但那个时候的我信誓旦旦地说“以后只用LYFT,再也不打UBER了”。

但没坚持多久,我又坐上了UBER,而且似乎还给自己了想了理由。其实,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我就是一个见“益“思迁的普通消费者。尽管有以前的伤疤,但面对低廉的价格就会舍弃一些要求,并且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这和2年前美联行把乘客强行拖下飞机被大众抵制的事件如出一辙。尽管股价在短时间内大跌了10%,但很快就又恢复了正常,并且一路走高。看看身边其它的案例,比如抵制Facebook,抵制UBER,也都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那时删除了app的不少人如今又也都装了回来,因为大多数消费者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有很多,而最重要最直接的就是价格。如今的市场已经不是10年前碎片化的市场了。经过资源的重组和整合,美国市场也被3-4家大公司垄断。而美联航在完成了在2010年和Continental的合并之后,成为了全美最大的航空公司。我还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一张往返北京的机票动辄就要小2000,给爸妈能买到1200块的就算便宜了。而如今,最便宜的机票才580,1200都嫌贵。再比如我从旧金山飞北京,直飞就这么一条航线,其它航空公司要到西雅图或者东京转机,还要支付更高的费用。这种情况下乘客的抵制几乎无效。

再有可以说说大概率事件和小概率事件的问题:大多数消费者可能都不会遇到被硬拉下飞机的事件,所以当我们以便宜的价格又没有体验出异样的时候,就会用“挺好的啊”来说服自己的选择。真正遇到问题的痛处并不是每个乘客都有体会,在面对小概率事件和利益的权衡下,选择妥协似乎是个双赢的结果。

除了客观的规律以外,社会和文化上的变化也影响了我们的选择。轰动网络和媒体的事,来得快去的也快,它们被大量的点击,阅读、转发,似乎影响面很大,但很快就归于平静,被人们遗忘。娱乐圈的新闻和热搜一直冲击着我们每天的生活,大家的注意力很快的被转移,也被“训练”的只有几天的跨度。人们大脑一直在不同的头条之间切换,却没有时间进行深度的反思。

打车的时候,我经常和司机闲聊几句,听听他们到底喜欢哪家公司,因为大多数司机都同时注册了两家。问道LYFT司机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屑开UBER,而且还因为自己是LYFT的司机而感到骄傲,认为公司的文化更加开放,对LBGM也更宽容。而UBER的司机则更多是哪边生意多开那边,但UBER这边活多,挣钱快从而选择它。共享经济其实比的就是谁的蛋糕大,市场份额越大,就有更多双向的需求。谁控制市场,谁就主导了定价权,从而进入一个更加良性的循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公司在初期都在大量烧钱从而控制更多市场份额。国内的共享单车大战,充电宝的斗争都是如此。“企业文化“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吸引一部分消费者,但而在今天的市场里,又有多少人都一直为此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