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样日子 把父母给的钱用在出门长见识，比用在烘衣服有价值。
今年3月，刘翛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水土不服”，一些内地学生尖子生逃离港校》，开头讲了他的一个北京同学从香港理工大学“逃离”的故事。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位同学觉得香港怪怪的，香港人也怪怪的，长相、打扮都怪怪的，他不适应、不喜欢这里的许多东西，再也不想勉强自己了，宁可回去复读再考内地大学。
彼此看不惯的情况是有的，刘翛也听说过曾有香港学生用英语对一个内地女生说：“你为什么来香港？我最讨厌来香港的内地学生。”
这些没有发生在刘翛身上。如今他已经与退学的北京学生失去联系，却与香港学生Gibson成了朋友，约着一起打球，偶尔遇到也会一起去吃饭。
Gibson的普通话讲得不是很流利，虽然他小学时曾经学过。那时候Gibson并不理解校长为什么要开设普通话课，觉得这门课又闷又没用处。后来他做建筑工程的爸爸被公司派去广东工作，他开始感受到内地对的影响。直到上大学，Gibson才认识第一个内地人——他的“卫生间友”(toilet-mate)，把小学时的普通话捡了起来。
香港理工大学的本科生宿舍是两个人一间房，两间房共用一个卫生间，于是有了“卫生间友”这个概念。第一眼，Gibson并没有判断出这位“友”是内地人。因为他的上衣并没有塞在裤子里——这种有些“土”的穿法是他们判断内地人的标志之一。打招呼之后，他才发现这个英文名字叫Luis的学生只会讲普通话。
“你从哪里来？”——“北京。”Gibson第一反应是：曾听一个朋友说，内地消费比较低，但是北京的物价和香港差不多。
“你读哪个科目？”——“计算机。”Gibson读的是放射学，这个毕业后很容易在医院找到一份好工作的科目，目前还没有内地学生来抢。
“你喜欢什么运动？”——“羽毛球。”Gibson乐了：终于找到了共同之处。
Luis是刘翛的英文名字。后来Gibson在卫生间也认识了刘翛的室友黄默，但是感觉黄默“土”一点，也拘谨一点。Gibson和室友更多还是与刘翛接触。Gibson原本听说内地学生喜欢自己形成小圈子，他也不否认香港学生一般不会主动找内地学生玩：“根本不会想到这么做，因为已经有很多香港的朋友了。”不过机会既然摆在面前，他也愿意多去了解内地学生，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隔三差五地，Gibson和室友听说刘翛去了海洋公园、迪士尼公园、澳门，不禁感慨内地学生真有钱。Gibson至今没去过迪士尼，觉得380元的门票太贵。他虽是家中独子，上大学还是自己打工出了一半学费：“如果问父母要，他们应该也能出得起，但是我不好意思。”
刘翛觉得还是香港学生有钱。因为香港人洗衣服习惯直接烘干，刘翛觉得太贵：“每6分钟要两块钱，通常要20分钟才能烘干。”他认为把父母给的钱用在出门长见识，比用在烘衣服有价值。不过刘翛在网络论坛上看到内地学生在宿舍晾衣服的行为经常会引起香港同学反感。好在他的室友黄默也是北京人，不介意。
Gibson发现两个内地学生都颇有理想。刘翛刚入大学就已经明确将来要去美国继续深造，学习自己喜欢的人工智能。Gibson和他的朋友们则不会想得这么长远，他们喜欢说“见步行步”，相当于普通话的“见机行事”：“以后的事情，现在想也没用。”
Gibson对这个差异没有褒贬态度，但是另一件事，“土土”的黄默确实让他生出了敬意。即将到来的三个月暑假，黄默要去美国打工做管家。薪资很少，黄默还要自己贴上两万，他看重的是去美国感受一下。Gibson当时没有申请，一则因为想去香港的医院实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害怕去一个陌生地方。他佩服黄默“懂得把握机会到处去看看”。
同在香港理工大学，比Gibson高一个年级的香港女生Polli已经先后与两位内地女生做过室友，一个来自北京，一个来自天津。两个内地室友没有学会广东话，Polli学会了普通话，比Gibson流利得多。
Polli总结两个室友的共同之处，一是都不会做饭，对于打扫卫生也没什么概念，北京室友甚至连笤帚都拿不好。她们的“卫生间友”还曾对Polli抱怨：“你的室友太脏了，洗澡之后地上都是头发。”Polli觉得，“也许因为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比较受宠爱吧”。
另一个共同之处是两人的消费都颇高。Polli的家境在香港属于中等，家有姐弟四人，她从小就被妈妈要求学做家务，消费习惯也颇节约，一件T恤三四十块就可解决，吃饭不是回家就是自己做，一个月开销大约2000元。而两位内地室友达到5000元。天津室友经常在外吃饭，喜欢买名牌衣物，有时跟外国交换生去酒吧兰桂坊玩。北京室友没这方面开销，但是因为不适应香港天气，来了之后长了满脸痘，每个月都要花大笔钱
在学习方面，两个室友都颇刻苦。北京室友没什么朋友，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在宿舍看书。天津室友是交换生，没太多学习压力，但仍然颇上进。刚来的第一个月，她不适应全英文上课，会用MP3录下老师的讲授，回来对照笔记反复听。
有一个晚上，Polli与天津室友都因为准备考试没睡好，两人边聊边哭了起来：“天津室友说她压力很大，因为父母给她那么多钱，对她那么好，她不可以不努力读书。”
两样脑子
“她怎么会想到把内地的做法带到香港呢？”
5月下旬，内地的大学生们休完五一长假，逐渐恢复学习状态的时候，香港的大学生们已在忙着应对期末。
期末自然意味着考试。考试来不得虚的。别说照抄别人，就算写作中对别人的作品有所引用，没标注清楚，都会被判抄袭，被扣分数。香港大学的刘润哲通过网络提交论文时，发现校方的接收程序会自动在论文数据库里检索，用蓝色标出与别人论文相同的地方，如果超过多少比例，系统自动会判定该论文抄袭。
刘翛比刘润哲提早一年感受到这种严格，因为他的一年基础班不是在内地大学委培的，而是直接在香港理工大学读的。这一届理工大学的内地学生有两百多，其中北京学生就有86个，比往届更抱团，不与香港学生交流。一年下来，个性开朗的刘翛熟一点的也仅限于对面宿舍的两个香港学生。但是嘴角喜欢往下撇的刘翛在看自己的内地同学时，已多戴了一副批判的眼镜。
刘翛刚到大学就发现楼道、电梯口到处贴着严肃考试纪律的海报，考试前夕学校也经常通过群发电子邮件告诉学生，怎样的行为属于犯规，后果如何。但是这次期末考试，他还是听说有内地同学作弊：数学科有人抄公式，伦理科有人抄小纸条。抄的人都没被发现，因为老师监考颇松，伦理科的老师甚至在监考时戴着耳机听音乐。这场考试的形式是写作论述性文章，老师在考前已经划出考试范围，在老师和刘翛看来实在没什么可抄的。
刘翛也看不惯一些内地同学在小组课上的表现。他在写给《中国青年报》的文章里写道：“香港的大学特别注重学习过程中的团队精神培养。那里很多课程的作业、小组演讲、小组报告都要由四五名同学共同完成，课程的评定以小组为单位打分，同一组的学生会获得同一个分数。这种方式就容易出现个别同学自己不出力，靠分享别人劳动果实‘混’分的情况。而我们以前几乎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训练，且喜欢单打独斗。所以，一身个人英雄主义的内地同学很不习惯，更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
其实刘翛的判断有激愤之嫌，类似的情况在香港学生中也有发生。香港科技大学的樊一比刘翛高一年级，已经与香港同学一起上课。他和很多同学都发现，遇到小组功课，内地学生常常会担任组织者，因为大多数内地学生更希望得到好成绩。樊一不介意替同组的同学多做一些，同学一句“你果然靠的住”就足以让他心中暗自得意。
每一位接受采访的内地学生都听说过去年发生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事情：一位内地女研究生给老师一万块钱，希望“买”个好分数，结果被老师举报，以行贿罪入狱。“她怎么会想到把内地的做法带到香港呢？我们在香港都生怕给内地人丢脸。过马路比香港人还遵守红绿灯。”即将在香港大学法学院完成最后一年学业的高欣说。
香港理工大学的香港学生Gibson也听说这事。他认同当事教师的举报做法：“他要证明自己是廉洁的。因为信誉很重要。”当记者问他：“信誉为什么重要？”他愣了一下：“这个，你们觉得需要理由吗？从小到大，父母老师都是这样教我的啊。”
在香港的文化环境和教育制度下，内地的尖子生是否依然是尖子生？
记者在香港科技大学采访时，受访的商学院和工程学院的内地学生总结说：“通常班上成绩最好的还是香港学生。剩下的大多数香港学生就比较爱玩，内地学生在中间，有很好的，一般不会太差。”
香港理工大学的Polli就是成绩最好的香港学生之一，目前的GPA(绩点)是班上第二名。第一名是另一个香港同学。她说同班的一个内地学生也很刻苦，但做题的时候，老师总会说他的思路有问题：“比如研究一个杯子是该什么材料做，我因为学过专科，注意应用，会往这方面想。而他是用中学课本里的思路在想。”
香港大学政治与法律专业的香港学生谢翠婷也曾有过“楞了一下”的经历：“课堂上谈到西方法律思想的原则是每个人的基本自由都不应受到限制时，香港同学因为从小到大听的都是这类观点，不会有什么反应，而内地同学会质疑，他们担心这样会使社会失去秩序。”
